[导读]1961年的大饥荒刘少奇提出，三分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对上下都是很震动。大会上，刘少奇做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毛泽东也做了检讨。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图片来自网络）
刘少奇批斗大会（图片来自网络）
1962年，路边饥饿的灾民（图片来自网络）
1960年代，香港同胞在尖沙咀火车站排长队，搭九广列车回乡接济亲人（图片来自网络）
1961年4月到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这期间，他主持召开了20余次座谈会，亲自作了多本的调查笔记，并向各级干部群众作了20多场即席讲话，宣传讲解党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亲自动手解决了当时农村急需解决的公共食堂、社员住房、社会供给、干部作风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广泛了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危害和农民生活的状况，“寻根究底”，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帮助地方干部纠正错误，提出解散食堂、保留社员自留地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有力地纠正了“五风”所造成的危害。
1961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讲道：“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过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5月16日刘少奇离开长沙，回到了北京。
刘少奇回到北京后，立即出席了5月21日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仍然是分析农村形势，研究解决农村工作和农业问题。从会上反映的情况看，党内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不少同志坚持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还有的自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余悸尚存，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实话。在会议的关键阶段，刘少奇力排众议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在农村调查这么长时间，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农民已经饿了一两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还死了一些人。由于农村这个社会供给的大后方出了问题，城里人生活也不好过，不少人正在挨饿，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有切身的经验了。我们要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当少数同志对这样判断形势有不同看法时，刘少奇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老天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他在会议上还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认真听了刘少奇发表的意见和介绍的调查情况，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成果，并以赞赏的口气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同时毛泽东再一次提倡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像少奇同志一样真正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努力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这次会议以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工作有了进展，钢、煤产量和基本建设都有了较大压缩，关停并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达2.5万个，回笼几十亿货币。由于下放了1000万城镇人口，使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得到了初步调整。
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为了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因为上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提出一年多以来，围绕国民经济调整，党内的认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尤其在涉及1958年以来一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对大跃进以来，国内形势究竟如何看?在总体上如何估价?大跃进为什么适得其反?人民公社是不是非办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查工作如何进行?这些问题无法回避，困扰着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考虑这个报告时，抱定的宗旨是：根据自己在湖南农村调查摸到的真实情况，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心不回避矛盾，不回避大家关心的问题，以此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报告是刘少奇主持一个工作班子在会前起草的，这个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后，毛泽东认为“代表中央的报告已印发，不必在会上发了”，他要少奇“口头敞开讲讲，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于是刘少奇又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提纲，他的讲话全面估价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他没有遮遮掩掩，实事求是谈到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读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刘少奇在列举当前存在的困难之后，又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他说，原因在哪里?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深刻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少奇对发生的问题分析步步深入，对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提得十分大胆，尤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提法是他在家乡湖南宁乡炭子冲安湖塘作调查时，他的少年看牛伙伴、贫苦农民李桂生说的话，刘少奇认为李桂生这句话代表了广大农民对当时农村形势的判断和呼声，是广大干部群众对造成当前困难原因的一致看法，完全符合全国许多地方的实际，所以，他以此作为全局工作的教训。
刘少奇敞开思路讲的这些话，突破了中央传统的表述方法，没有对农村真实情况的深刻了解，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和胆量,没有苍生在上的社会责任感，是不可能作出如此震聋发聩、引人深思的为民疾呼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敢于面对现实，坚持实事求是，大胆地在指导思想上破除“左”的误区和传统方法的束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凤凰卫视2010年4月1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了，所谓七分人祸主要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就是说，不是主要是天灾了，他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解说：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调查情况，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1962年的1、2月间，建国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中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由刘少奇主持撰写。刘少奇当时对具体执笔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到自己的意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既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又要明确问题所在。刘少奇最后归纳，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党内斗争过火，党内民主不够，报告完成后，刘少奇交给毛泽东过目。
黄峥：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一个想法，他就觉得呢，因为时间比较紧，说你不要在大会上念，这个报告你发下去作为书面报告。让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你再加一些发挥，再口头的讲一讲，这是他提出的这么一种方法，后来刘少奇觉得这个也可以，后来就这么做了。
许佩珉：当时三分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对上下都是很震动，把这个结论摊出来，因为完全是同原先相反。这个是农民的、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的情况，他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解说：这次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大会的讨论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解说：1966年3月，刘少奇率团出访中亚三国，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就在出访结束返回昆明后不久，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急电速回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刘少奇4月20到达杭州时，会议已经开到第五天，此次会议主要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1967年随着文革狂潮的到来，刘少奇一家也跌入谷底，1月3日，刘少奇和妻子第一次遭到面对面的批斗。
嘉宾：就是一帮人喊着口号就进来了，打哨兵打哨兵，哨兵不让进，打哨兵的耳光子，打了哨兵就冲到院里头，骂我们，你们这保皇派。然后冲到院里就，到办公室、院里到处写大字报，什么“打倒的刘少奇”“砸烂刘少奇的狗头”大字报这样写着，很多。同时把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弄在院里批斗，这30多个人喊着口号批斗。
解说：此后，对于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归纳了刘少奇的八大罪状。
刘亭：(我母亲)就说他们俩准备分开的时候，是第一次我爸爸帮她收拾这个行李，说平生第一次你爸爸帮我收拾行李，她说然后我们俩就面对面的坐着，然后你爸爸忽然说了一句，说咱们怎么跟等着要上花轿一样?后来他们俩就笑了。然后呢最后通知他要批斗他们俩的时候，我妈妈说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这次我们俩就真要分别了。然后我爸爸就最后给她说一句话，我爸爸就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解说：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三年大灾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大饥荒相关损失、死亡数据
大跃进时期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